疆独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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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世维会第二届主席、原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热比娅·卡德尔表示；“尽管我们一再明确表示，会以和平、民主的方式争取更多的自治权，中国政府却试图在世界公众面前把我们的形象刻画成恐怖分子或是暴力分子[77]。”[78][79][80][81]
美国华盛顿维吾尔人协会主席阿里木·斯依托夫：“维吾尔民族不是什么保守的、极端的伊斯兰教信仰者。维吾尔民族信仰伊斯兰教1000多年，一直是非常和平的。直到中国共产党侵占东土以后，从王震直到今天的张春贤全部使用高压严打、逐渐同化（汉化政策），不仅仅是殖民东土，而且同化维族人[82]。”
民族有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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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支持者要求实现东突厥斯坦当地民族的政治自决与自治。1944年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名所发表的《Why we are fighting》（我们为什么要奋斗）里表明：“我们的故乡是东突厥斯坦，我们是突厥民族的东方部分，其他部份在苏维埃联邦⋯⋯中国人从戈壁沙漠对面遥远的中国入侵我们东突厥斯坦⋯⋯他们掠夺我们，奴役我们，把我们当成文盲推入黑暗中。⋯⋯成立‘民族革命委员会’的反抗组织⋯⋯目的是从残酷中国统治中解放我们人民，使这些遭中国压榨、屠杀的民众，恢复应有的自由、平等、财富[18]:126-143”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支持者认为，“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并认为东突独立运动是一场“民族革命”[18]:125。美国维吾尔美国人协会（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人权部主任Kevin Miles：“维吾尔人有两千年历史，而中国新疆只有两百多年历史，⋯⋯满清政府与汉人政府及中共将维吾尔称为‘新疆’（New Frontier），这是极具污辱性的名词”。
首先在政治上，在突厥人成为当地主要居民以来至1759年被清帝国控制之前，与中国没有直接隶属关系，而在1759年至1881年被设行省之间与中国是与朝鲜、越南等相类似的宗藩关系。因此，认为被中国吞并是以1881年大起义被镇压为开始的。（中国方面不认可这种说法。）为维护当地居民的独立自主，应该重新脱离中国的统治，恢复独立。
其次在经济上，在突厥人成为当地主要居民以来至1759年被清帝国控制之前，由于中国经济不佳，当地一直与西突厥斯坦及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处于同一经济贸易体系之内，和中国没有内在的经济联系，仅有民间的转口贸易。
在文化上，在突厥人成为当地主要居民以来至今，该地区的文化均与西突厥斯坦及阿富汗、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属于同一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具体而言是突厥—波斯伊斯兰次文化圈，而不像日本、朝鲜（包括韩国）、越南等国一样属于中华文化圈。
人口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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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反对大规模汉族移民，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旨在人为改变东突厥斯坦人口构成的移民；并将1949年后的中国移民迁出。
维吾尔民族主义史学家如Turghun Almas声称维吾尔人独立于中国6000年，又声称现今新疆所有维吾尔以外的民族都是属于“非土著移民”[83]。
国家恐怖主义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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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节有中立性争议，原因详见讨论页。
2016年，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了“健民工程”，对维族人进行全面体检抽血。至2017年夏，喀什和阿克苏市的机场都建立了器官捐献的绿色通道。[84]。流亡英国的前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医师安华托帝博格达质疑前者的目的是扩大建立血型配对器官库，并质问：“你这个交通量要有多大，才能让一个机场建立这么一个专用通道？每天有多少个无辜人的生命被摘？”并对中国政府其后改称“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验血是为了DNA基因检查”的说法发问：“若真如此，采样口腔就完了，为何要抽血？”[8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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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自决权是列宁遗留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至长征前，亦赞同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均有独立建国的权力[86]。长征之后，中共势力进入少数民众聚居区，民族政策由民族自决转为民族区域自治。
1934年5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斗争〉报发表了〈中国的民族问题〉：
新疆居民的三分之二是维吾尔、厄鲁特等民族的蒙古人、哈萨克族准噶尔人，而新疆省作为汉人的殖民地（遭中华民国占领），在军事封建剥削基础上受他人管理……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承认新疆各民族享有自由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但现在，汉族资产阶级剥削者（国民政府）和帝国主义（英国、日本）代理人正在利用民族间关系的复杂性挑拨离间各民族以谋求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反对那样的“民族自决”。在这样的“民族自决”下各民族继续受到封建寄生虫的领导，成为互相压迫的帝国主义的帮凶，是在从事冒险活动
[18]:99-100。
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在1950年以前认为三区革命是一场“新疆伊犁发生的独立运动”，称暴动者为“伊犁当局”、“伊塔阿三区”[43][44]，并在1922年至1934年间号召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87]。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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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从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4年）在新疆设“西域都护府”之后，新疆开始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88]
公元前60年，汉朝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汉朝在西域中心乌垒城（今轮台县附近）设立西域都护。从此，西域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体系。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作为在西域的最高管理机构。五代及宋、辽、金时期，中原再次出现割据，但中原与西域并没有中断联系，喀喇汗朝统治者还自称“桃花石汗”（中国汗）。1884年，清政府建立新疆省，建省出自于左宗棠上奏同治皇帝的“他族逼处，故土新归”。[89]
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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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9日，新疆自治区人大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其中有关被禁止的条例有15项，禁止的部分内容包括[90]：
“干预文化娱乐活动，排斥、拒绝广播、电视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不履行法律手续以宗教方式结婚或者离婚的”；
“借不清真之名排斥、干预他人世俗生活的”；
“不允许子女接受国民教育，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实施的”；
“以非正常蓄须、起名渲染宗教狂热的”；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员、公共交通工具、车站、机场等的工作人员，应当劝阻穿戴蒙面罩袍、佩戴极端化标志人员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家长应当以良好的品行影响子女，教育子女崇尚科学，追求文明，维护民族团结，抵制和反对极端化。”
三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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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决裂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亲苏一面倒”、“走俄国人的路”、“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为真理”[91]。北京当局将1944年三区革命（伊宁事变）定义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份[18]:125。”认为“三区革命是进步的力量，其中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是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的进步力量……国民党诬蔑三区革命是在搞分裂[92]。”、“国民党泛突厥主义爪牙诽谤三区领导人是红腿子、亲苏派，诬蔑他们背叛民族利益，是民族败类，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用以对抗三区代表所提倡政治民主、民族平等、社会进步的伎俩[93]。”并认为蒋中正在1946年指使国军与国民党破坏《十一条和平条款》，蓄意扶植反动势力向三区根据地进攻；将国府之后任命的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形容为“反动思想最凶恶的代表人物，帝国主义的走狗[94]。”将1944到1949年的疆独动乱称为“三区民族民主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间的殊死斗争”、“三区革命最终汇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95]。”
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视新疆作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价值。建政初期以新疆作为坚定拥护苏联的堡垒，早在推动废除汉字前，新疆境内许多区域已采取全俄语的教材（中苏决裂前废止）。对于伊斯兰教“宗教自由”北京当局认为：“信教自由是资本主义向上发展时提出的反封建口号，我们也采用这个口号，同时充实和发扬了这个口号的革命内容，不但用来反封建主义、反剥削阶级‘强迫信教’，彻底实现信教自由使人民由信教走向不信教。只要公民有信仰自由，就有改变信仰的自由，‘有利于人民群众脱离宗教信仰’。……我们党的基本政策如信仰自由、民族平等是完全正确、长期不变的……‘我们从来认为宗教信仰是要削弱以至完全消灭的，所以我们从没说过宗教制度不能改革’[96]。”
“三区革命”首领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包尔汉回忆说，“苏联方面大力援助了这个革命运动，使伊犁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一直扩大到塔城专区、阿山专区，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就是所谓三区革命。它的影响还扩展到了南疆和西藏。国民革命军与“三区”军队隔玛纳斯河而武装对峙时，包尔汉称，“……以后尽管国民党不断破坏和平条款，企图派国民党占领三区，但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各族人民的坚决斗争，这一企图始终没有得逞，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整个新疆才完全统一，三区军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反华工具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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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指控东突组织同台独、藏独、民运有联系。1997年，东突组织应民进党邀请访台，建议台湾修宪，以使台湾、西藏、新疆等独立。陈水扁曾同其会面。1998年2月，东突、藏独等代表同时访台，签署《台、藏、内蒙、东突独立运动共同宣言》。1999年7月，东突组织表示如中共武力犯台，他们可以动员二十万教徒组成军队援助台湾。李登辉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宣扬七块论：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华南、华北。2000年5月，台独、藏独、东突、民运代表在美国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建立自由亚洲同盟[97]
有学者指出，美国智库希望将新疆问题造成跟西藏问题一样，具有“和平性和持久性”，并将之培养成为一个“永久问题”[98]。
恐怖主义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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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东突厥斯坦武装独立运动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恐怖主义运动。
中国政府一直指许多“疆独”人士参与策划与实施了多起在新疆的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境内许多中国公民（多为汉人，亦有少数民族包括蒙古人和维吾尔人等）丧生[99][100]。巴基斯坦政府曾协助中国政府逮捕或击毙了多名曾经到阿富汗接受基地组织训练的东突分子。此外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也曾关押了5名参与塔利班政权的“疆独”运动的人士，经美国政府同阿尔巴尼亚政府协商，这五人被遣送到阿尔巴尼亚。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双重标准”。
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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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将东伊运加入恐怖组织名单。
中国媒体与讨论平台指称：2014年，有东突武装人员参加伊斯兰国，进行自杀攻击。有约100人可能进入伊拉克境内，参与暴力冲突，在叙利亚独立作战的东突武装人员2013年底在组织名称中加上了伊斯兰国有关的后缀，作战人员约300人，还有远超于此的家属。同年8月到12月，东突营人员损失超过80%[101]。2009年7月14日，基地组织威胁要为在乌鲁木齐七·五骚乱中死去的维吾尔人对中国实施报复，其北非分支机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扬言将攻击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五万名中国工人，以及在整个西北非地区的中国国民及项目[102]。
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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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苏联在面对中华民国的质疑时一再坚称并未介入疆独运动。近代学者按前苏联内部档案：“1944年独立运动中，在苏联的指导下，成立了以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特务司长伊古那洛夫将军及其副手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第一局第四处处长拉古凡古为首的特别行动组。这个行动组的司令部设在阿拉木图和边境小镇霍尔果斯。另外，在乌兹别克斯坦和柯尔克孜斯坦境内也有指导新疆南部的大规模活动[18]:159。”
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1990年代的阿富汗内战期间塔利班曾经庇护了维吾尔圣战分子。美国入侵阿富汗后，逮捕东突分子，曾羁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03][104]俄罗斯进行车臣战争时也逮捕了东突分子后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105][106]
2002年，美国将东伊运加入恐怖组织名单。根据美13224号行政令将‘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并支持将该组织列入联合国1267委员会综合制裁清单，13224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224），是美国总统布什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于2001年9月23日颁布的行政命令。颁布13224号行政命令是美国政府认定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个人的方式之一。另一方式是美国国务院制定的外国恐怖主义组织（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FTO）名单。中国所称的“东伊运”不在后者的名单上。
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解释说，美国有两个指定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的权威机构。根据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有关组织可以被指定“外国恐怖主义组织”。根据13224号行政命令，更广泛的实体，包括恐怖组织、作为恐怖主义组织一部分行动的个人、以及提供资金者和掩护公司在内的其他实体，可以被指定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SDGT）。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2002年9月被列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主义实体”，并从未将其从这一名单上除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7日表示，美方目前并没有与中国达成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定为“外国恐怖组织”（FTO）的协议[107]。
2007年6月，参加第六次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会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托马斯·富恩斯特在北京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联邦调查局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查恐怖分子的活动，联邦调查局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合作，调查“东突”势力在国际恐怖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东突”与“基地”组织的关系。[108]
巴基斯坦当局在2002年将东伊运加入恐怖组织名单。2003年10月2日，东伊运发起人之一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的一次反恐怖联合行动中被巴基斯坦军队击毙。2010年3月1日，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和塔利班官员证实，东突组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头目阿卜杜勒·哈克·阿尔-蒂尔基斯坦尼在巴基斯坦，被美军无人机发射的导弹击中身亡。
英国内政部在2016年7月15日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加入恐怖组织名单。[109]
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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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府报告及媒体指出，一些疆独组织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以及基地组织有同盟关系[110][111][112]。
英国广播公司在2002年9月27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对新疆采取殖民主义，大量开采自然资源和输入汉族移民，对此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并非全然要求独立，而是诉求宪法上的民族自治权，以及维护本土的宗教自由、反核试反污染，这类民族主义者不该被视为分离主义或恐怖主义。
《纽约时报》、《外交政策》杂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经济学人》等媒体质疑北京在新疆冲突事件中的官方说法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外国媒体在新闻采访上遭到阻挠。在北京封锁媒体的策略下，外国记者进入西藏、新疆等区域有很多限制，故难以取得相关讯息。另外北京当局经常对当地施行数个月的交通、通讯、网路封锁[113]。总部设立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认为，中国政府监禁记者达49名，已创下该组织自1990年以来，中国监禁最多记者的纪录[114]。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则表示媒体记者在新疆采访新闻受到中国官方的严格限制与暴力对待、人身监禁[115]。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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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新疆历史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波文顿（Gardner Bovingdon）表示，早于中国汉朝（公元前206年 - 公元220年）和唐朝（618-907）时期，中国已经对新疆有不同程度上的控制，中国历史学家反驳维吾尔民族主义者，指出在汉族于新疆定居已经2000年的历史，又指出在新疆也有其他如蒙古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满洲人、回族等土著民族的记载。波文顿亦指出，一些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声称新疆人口在1949年只有5％是汉族，而其他的95％是维吾尔族，这种说法无视了新疆的哈萨克族、锡伯族和其他民族的存在，亦无视了在1800年汉人占有新疆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事实[83]。
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指出，维吾尔人传统上的“故土”（native land）在历史上并非包括整个新疆地区，而是仅在塔里木盆地一带，另外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原本是以汉族和回族为绝大多数的城市，维吾尔人属于后来者。他亦指出外国人经常误以为乌鲁木齐是“被中国摧毁了维吾尔特色和文化的属于维吾尔人的城市”[60]。
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博士Justin Jon Rudelson指出，准噶尔北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新移民（包括原居于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人和中国内地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移民目的地，准噶尔一带的城市人口主要是以汉族和回族占大多数，而喀什一带的城市主要是以维吾尔族占大多数。他亦指出，中国政府确保汉族新移民的移居点为无人居住的区域，从而避免干扰那些已存在的维吾尔族社区 [72]。
俄罗斯生态学者亚布洛科夫发表联署公开信反对中国对新疆骚乱事件被捕者使用极刑，认为死刑是过时的，也不满意中国推行的新疆民族政策、汉化政策。俄罗斯人权运动领导者波诺马廖夫反对处决新疆骚乱事件被捕者，呼吁有关国家以行动抵制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赴中国旅游。美国麦迪逊大学政治学教授傅礼门表示：“如回溯到1940年代，现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有种失去自己的土地、文化的感觉。自1991年起，他们发现原本前苏联共和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都有自己的国家，所有其他突厥语的穆斯林人都有自己的国家，这让身活在高压统治的他们更难以忍受。中国的汉化政策也操纵了新疆当地较好的工作机会，使他们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116]。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贾春阳认为美国非政府机构是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并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从2004年到2008年对“疆独组织”的资助每年都有增加，奥巴马政府对“疆独”组织活动仍然是支持的。[117]